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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为什么致力于统一中国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1] 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致力于统一中国?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
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从另一面说，春秋之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天下动荡，华夏世界的诸侯分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再历经战国之世两百余年，七大战国形成的国家割据，已经趋于大体定型了。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些许小诸侯，已经可以忽视不计了。事实上，此时的七大战国，都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本制度与礼乐文字。原本具有松散统一文明的华夏世界，已经出现了分为七大板块进而渐行渐远的文明分裂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要想有效地统一六大战国，并重新回到华夏统一文明的大道之上，已经不可能以非战争的盟约形式实现了。
秦王嬴政是否想到了这些，史料没有直接记载。
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从荆轲事件之后，秦国全力以赴于战争统一，再也没有过接受某个战国有条件的盟约投降的事例了。请注意，最后的齐国投降，实质上是大兵压境下无条件的战场投降，而不是有条件的盟约投降。对齐国的政权处置，以及对齐王的处置，都同战争灭国后的其余五国没有差别。所以，统一齐国不是和平统一，仍然是战争统一。
从历史效果看，后来的秦帝国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创建统一文明，遭遇的阻力相对小，尤其是顺利地创建中央集权制，以及覆盖整个华夏世界的全面郡县制，全面、完整、有效地统一文字等，并能够真正推行且彻底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争统一所打下的坚实根基。
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在这年秋冬之交发生荆轲刺秦事变之后，燕国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同年，王翦大军正式发动了对燕国的统一战争。战争的进程没有丝毫波澜。燕代联军的大阵，在易水西岸被秦军一举击溃。次年，燕都蓟城被攻破，燕王喜及太子丹，分别率领残余兵力，各自逃到辽东去了。秦军大将李信，率部连续追击燕军残部，直到辽东。此时，代王赵嘉为了保留仅存的燕国盟军力量，给燕王喜写了一件书札，说秦军所以急追燕军不舍，原因是仇恨太子丹，燕王若能杀死太子丹，并将头颅献给秦国，秦王必然会停止追击。昏昧平庸的燕王喜，终于显示了冷酷的本性。
这年冬天，燕王喜派出秘密特使，率兵寻觅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河谷，杀了太子丹。之后，燕王喜便要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国。可是这一次，代王赵嘉与燕王喜的谋划都落空了。秦国李信部根本没有理睬太子丹被杀事件，而依然追击着燕王喜的辽东残部。可是，这一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北方气候骤然寒冷——“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若不是这一突然的天灾阻滞了大军行进，李信的秦军骑兵当年就能平定辽东。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2 年，大将王贲在秦军主力南下灭楚的同时，率领一支秦军进入辽东，一举俘虏了燕王喜，彻底解决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同时，王贲部又西进代地，平定了代郡，俘虏了代王赵嘉，最后解决了赵国的残余势力。
至此，燕赵流亡势力被根除，两国宣告完整进入统一。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所谓贵族政治传统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上的迂阔性。迂阔政治的基本特质，是不识时务，漠视潮流变化，以老旧的贵族意识决策国事。燕国历史的四个基本转折，都充分表现了这种迂阔政治。其一，
燕王哙的复古禅让，导致了燕国长期内乱;其二，燕国长期与自己的屏障国赵国对抗，屡屡遭受惨败而不改弦更张;其三，燕国破齐，大肆攻杀掠夺之后，又企图推行王道化齐方略，致使战争长期化，导致最终失败;其四，灭国关头，以假投降为掩护发动荆轲刺秦事件，导致燕国最终灭亡。
让我们回望一番此前已经走过的漫漫历程。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黄帝、炎帝时代的族群联盟制走过，战胜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难，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时代。我们走过了夏、商两代邦联制社会，历经了远古青铜时代千余年的农耕沧桑与商旅生活。我们又走过了西周联邦制社会，历经了青铜时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贵族世界的肃穆礼治与森严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时代，我们历经了礼崩乐坏与王权衰落，历经了瓦釜雷鸣与诸侯争霸，历经了无数新兴势力崛起的腥风血雨。在战国时代，我们历经了汹涌澎湃的变法浪潮，历经了多极简化后七大战国的实力大争。
终于，我们走进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起云涌的统一中国疆域的战争，历经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大创造、大整合与大建设，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
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文明历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总体上都是汹涌向前的趋势，都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从部落大联盟的初级政权开始，我们的民族几乎是一步一个历史阶梯，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我们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
可是，就在这个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就在那个不经意走过的沙丘宫殿群落，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在整个社会意识都还没有丝毫警觉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历史突变，遭遇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从未感知过的深重灾变。
等我们艰难地爬出那道阴暗的历史峡谷，等我们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历史轨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后两千余年之中，我们的历代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尊奉着一种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确保人民奴化于统治权为宗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贴地涌动着。